蝼蚁在下,天地不仁

作者:观影指南

看电影《一九四二》,看着看着,困惑起来了。自然是跟史实有关。直到看了黄道炫批评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才豁然开解。觉得电影倒不如改成《中国1942-1944》或者《河南1942-1944》,或许更为贴切。因为1号作战、开罗会议,都发生在1944年,到那一年,邱吉尔的感冒早就好了,因此他可以极力反对中国加入四强。
 
当然,这些真实背景,要较真也可以,不较真也可以。电影也罢,小说也罢,毕竟是一种艺术。艺术允许放大,允许虚构。这正如我们不会因为看了《鹿鼎记》的电视剧或小说,就把它拿到联合国去,以韦小宝在海外无名小岛曾被“小玄子”康熙封为“钓鱼爵”“钓鱼公”,来光明正大、义正言辞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属于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我们需要讨论的,还是艺术本身。比如,电影的叙述手法,电影的制作,电影的水平。
 
电影好不好?个人看法,挺好的。良心之作。的确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的情形。像日军轰炸灾民、狗吃人,大雪中的逃荒,抗战中的重庆,都做得很逼真,镜头感极强。是花了大工夫的。这是冯小刚的强处。要做就做最好。他本来就是美工出身。
 
故事分为几条线索,很有蒋公用兵的风范——平均使用兵力,齐头并进。一条是蒋的,代表高层,一条是李培基的,代表中层干部,另一条主线就是那个乡村地主,这属于下层的。故事并不相连,却又息息相关。导演试图通过上中下层人故事的齐头并进,来再现他心目中的一九四二的家国生活。
 
这部电影,让我首先想到了《活着》。尤其是下层的这条线。故事中的这群逃荒者,每个人都在生存线上挣扎。老地主身边的人,一个个接连死去了,或者离去。活着,仅仅为了活着,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尊严也罢,信仰也罢,在饥饿面前,统统不再重要。这很像《活着》。一条人命,等于两块饼干。这样的话让人心酸。然而它在真实地上演着。且在十八年后,又再一次在同一片土地上演。
 
我常想起老子那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很少时候活得像个人,这就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生存的境况。活着,活下去,便是中国人最大的信仰了。(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常说,中国人是最没有信仰的一群。当时更是如此。)这和西方讲究信仰讲究尊严,大有区别。这正是为什么前来拯救众生,希望大家对上帝信仰的神父小安,最后却自己都迷茫了。他帮死者做弥撒,谴责她不相信上帝,结果就死在了路上,告诉她上帝已经宽恕了她,要她安心去往天堂,然而,死者却依旧无法瞑目。显然,饥饿是信仰也拯救不了的。
 
我觉得,这其实也有影射蒋的那么一层意思在。因为蒋是基督徒,当他遇到困境时,也求助于上帝。然而,上帝最终还是没有帮到他,抗日,他不断失败,内战,他不断受挫,最终只能退距台湾。或许,安慰点来说,和无所畏惧、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毛相较,信仰上帝的蒋最终还是胜利了。在治国上,他并没有像毛那样犯下了大错。相反,台湾还得以腾飞。而毛治下的那三十年,无异于地狱。或许,信仰最终帮到蒋的,是坚忍不拔,是永不言弃。当然,这些也可以在中国的哲学中找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刘震云的小说中似乎还有提到,教堂的神父们,通过分粥的方式,救济了一部分在路上的灾民。这真是讽刺,和虚无缥缈的信仰相较,粮食更为重要。神父们要灾民们信仰上帝,仅凭几句宣教,远不及施粥更为有效。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电影里没有这个情节。神父小安和外国神父,在讨论了上帝和魔鬼后,也再无下文。我觉得这是个重要缺失。
 
《活着》的时代背景,是淡化的背景,着重的是小人物的生死离别。而冯小刚明显地不仅仅意图表现下层人物如何活着,又如何死去。所以,他在那些决定着中国之命运,或者主宰着灾民命运的人物身上,下了大工夫去展现他们的形象。
 
内部贪污成风、推三诿四、腐化不堪、追求享乐、不闻民疾;军队缺乏战斗精神,一触即溃,扰民骚民,抢杀掠夺……可谓是我们脑海中对国民党固有的形象。这一些,在电影中有着很形象的镜头。然而,那一段历史,是何等地扑朔迷离,何等地激荡雷鸣,至今还深深影响着我们,若电影当中无数激昂忧怨的情节,仅让我们对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用善恶抑或贪腐无能来概述之,不得不说过于简陋单薄了。当读到某些影评人,竟然认为蒋介石得知河南饿死三百万人后的忏悔,解读为“鳄鱼的眼泪”时,不禁为他歪曲冯小刚意图而太息之。
 
电影一开头,是蒋介石向全国民众发布的新年广播。语调是怯怯的,柔弱的,但又不失信心,坚定。然而,这一切仅仅是精神上的激励而已。实际上,独自抗战数年的中国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仅仅是在苦撑。就算终于在这一年,和国际结盟,代价也是巨大的。电影中有个情节,蒋和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吃早餐(很明显是在利用时间),秘书来报,其中有缅甸战况。稍略了解这段历史者便可知道,紧接着的,将是中国军队在缅甸的溃败,而这里面很大方面的因素,是英国人的不负责任以及史迪威自以为是的指挥。电影中,唯一让我泪流不止的镜头,是蒋握住刚刚在缅甸战场牺牲的九十六师副师长孙放吾的女儿的手,告诉她说,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中国军人!然后昂头坚定地说,所有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军人,都无愧于伟大军人的称号!这是导演所苦心造诣的地方。因为赞美国军的全力抗战,在现在仍是个危险。
 
另一个可以看到导演对国军抗战苦心造诣的,是他把在河南作战的指挥官变成了蒋鼎文,且是奉命开往豫北,蒋的电令中,有要其可以主动发动进攻的命令。这可是1942年。可见蒋从来都是抗日的。而并不是如我党所宣扬的那般,消极抗日。实际上,那时候在河南指挥的,是汤恩伯,蒋鼎文并无实力,导演有意将汤抹掉,汤冠蒋戴,正是因为汤的部队一触即溃,大肆扰民,甚至被老百姓缴械。电影里还有一个情节,蒋要赈灾,台词是要阎锡山暂缓发动山西战役,拨军粮就近救济河南灾民。这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国军是一直抗战的。虽然史实上是不确的。阎锡山之所以不能发动山西战役,实际是因为我党的潜伏高手薄一波听说要和日本打仗,立马拉走了新军十六个团去打所谓的“游击”的结果。
 
电影或者小说,因为史实上的一些不确,导致我们很难去客观讨论历史背景。但导演想告诉我们蒋是抗日的这一点,却是无疑的。当然,溃兵扰民这一点,是真实的。实际上,就算是我党的军队,在溃退中,也有类似事件。详情可参阅一部分中共高干的回忆录,比如黄克诚。国军的确有旧军队的习惯。这是未经改造的结果。同时也跟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关。
 
至于大饥荒,统计数字只是一个大概, 并不实际。而根据黄道炫的研究,那时逃荒的很多地方,比如延津一带,实际上是沦陷区。饥荒的原因,人祸固然是有,天灾还是很大成分,之所以逃荒,很大程度上,还是日本人在后面逼着,试图将灾民赶往国统区,给国统区制造统治上的困难。如果黄的研究可信,那么,小说或电影所指控的国民党坐视不理,实际有些冤枉。国统区实际上还是接纳了大量的灾民。只是,战争期间,在这方面,救助赈灾方面,做得并不完善,甚至是简陋的,导致很多灾民为了生存,只能卖妻卖子,同时,相关人员渎职,或者贪腐,也加剧了惨状。但实际上,就算是那时的绝大部分小公务员,也只能挣扎在生存线上。若无贪腐,实际上根本无力养家。只是,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这样的贪腐成风,显得格外刺目。
 
中国的抗日是惨烈的。因为那是在国力极为薄弱、尚不具备和强大的日本一战的情况下,不得已开战的。因此,中国的兵士,很多时候连吃饱饭都成问题,同时武器低劣,甚至常常缺乏弹药,医疗水平也极差,长期和强大的敌人拼命,每战必败,因而士气不高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知晓的“历史的合理性”,我们必须对此报以“同情之理解”,然后才可以谈及褒贬。
 
李培基为民请命、为民操劳这个形象很感人。李雪健将其忍辱负重的一面,扮演得入木三分。然而,就连这个爱民的父母官,也不得不被挂在贪腐这个链条上,成为其一部分。因为他到重庆时,仍需上下打点。不然,就算他做得再好,也没人说话。这是中层干部的无奈。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说蒋。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他看到重庆附近人民生活的情形,写道:“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这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锥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看见人民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锥凿石,尚觉得悲伤难忍,又如何在听闻到河南发生大面积灾荒,大量灾民饿死,而流下的就是“鳄鱼的眼泪”?很多事情,于蒋,实际是其在不具备客观条件下所做出的。因此,一些事情,他非不为,实不能也!为了大局,他只能牺牲某一部分人。当然,前面一再说过了,电影里所表现的,在历史上未必真实。但这并不代表蒋没做过类似事情。比如,花园口挖掘大坝,长沙大火。目的就在于迟滞敌人。至于之所以一再向外界封锁消息,也有国际影响的原因在。因为和国际联盟后,为了能够得到国际上的援助,蒋不得不在很多方面要把中国的面子略加修葺。
 
白修德的立场,是一个新闻记者追求客观真实的角度出发,他没有做错,但他做的是一件傻事,一件给执政者添乱的傻事。执政者并非不知道这件事,而是权衡利弊,为避免在国际上造成坏影响,或者国内造成骚动不安。甚至,作为一个政权并不稳固的执政者,蒋甚至还可能会面临政敌的攻击。这是他的出发点。这也不能说有错。我们看待历史人物,一方面,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另一方面,也要站在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立场上思考看待问题,如此,我们才能体悟其有时不得不如此的原由所在。坦率而言,为人民说话,是容易的,也容易得到喝彩。为党说话,有时候才需要大的勇气。
 
这些,可以说就是我看完电影《一九四二》后的一些不甚成熟的理解。我觉得电影对得住沉重两字。但在挖掘人物内心,尤其是高层人物内心上,尚有些微遗憾。蒋是个丰富又复杂的人物。如果《王的盛宴》的意识流,分一点给蒋,而把刘震云叙述这条隐线去掉,我相信这部电影会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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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车没了,马没了,车上的人也没了。最后栓柱带着花枝托给他的一双儿女,老东家抱着刚生下来不久的孙子在大雪中爬上了去潼关火车的车顶。哪知栓柱睡着了,把两个孩子丢了,他跳下车去找,被鬼子抓走杀害。到了潼关,老东家抱着婴儿跳车,把孙子憋死了。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他带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没了?于是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人流中喊:“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 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爹的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妮儿,别哭了,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她并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老东家:“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十五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这才是这部影片的主角,只出现了36秒。

影片里几条线索相互穿插,灾民逃荒,国府"救灾",外国记者追查,日军侵略,牧师传道等等相会交织,几条线明里暗里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构成当时社会面貌的全景。说完灾民之后,影片的视角接着转向了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他正为了应对灾情焦头烂额。这段剧情从厨子老马烹饪的一道"鲤鱼焙面"开始。吃和吃什么在影片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吃什么,怎么吃,有着深刻的寓意。这道"鲤鱼焙面"是延津做法,而延津是招灾最重的地区之一。县长老岳汇报灾情时,重要的是那句他没说完的话,"财主抢完,不该抢县衙了,县衙抢完,不该~?"听人说话要听弦外之音,无论这句话是他故意没说完,还是被李培基给打断了,这句话其实包含两重意思,一是给新到任的李培基一个下马威,抢完了县,是不是该抢到省上了?二是官员们并不关心灾民的死活,关心的是自己的衙门稳不稳当,灾民作乱有没有动摇这个政权的根基。

绝望——大事与小事
旱灾、蝗灾、日本鬼子的入侵、贪官污吏的掠夺、灾民之间的互相抢掠、抗日军队征集军粮,所有的灾难统统压在这些离家逃难的灾民身上。他们凭着一个最单纯的信念,活下去,往西走。可是一路上赤地千里,饿孚遍地,头顶还有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越走越难走,越走越绝望。另一头,还算有善民之心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四处奔走呼号。但是在好不容易见到委员长时,却被委员长的秘书汇报的那些大事给镇住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件件事好像都比他要汇报的事重要。最后在美国记者白修德把灾区狗吃人的照片在外国发表后,委员长才决定调整抗日布局,拨军粮救灾。可是当有限的救灾粮下来时,各级官员的贪污再次把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委员长问李培基河南旱灾到底死了多少人,李培基说:“政府统计1062人。”“那你知道的呢?”李培基苦笑了一下说“大概300万”。这天文数字般的差距,让观众想到了什么呢?

影片里有很多的错位或者说以怨报德和前后态度的转变,比如孙刺猬吃了救命恩人老东家的大户;比如灾民吃了他们名义上的救星白修德的毛驴;比如老东家的女儿开始时宁愿自己少喝一口粥也要喂猫,到后来要和产妇抢一碗猫汤;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被卖做妓女的星星,吃得太撑而弯不下腰给客人洗脚。但是这些都是小节,影片最大的关窍是国民党军队为了抗日不救灾还在灾区征军粮,而日本军队为了侵略占领中国,给灾民发粮食。打着救星旗帜的人行的魔鬼之事,而事实上的魔鬼却救了人命。那么你那时那地,灾民如何自处,为了活命只能是谁给吃的,跟谁走。国民党政府眼里只有国土而没有人民,而日本侵略者偏偏利用你不屑一顾的人民打败了你。更让灾民们绝望的是,逃难躲灾,结果政府开始救灾之后,这些逃难的因为离开了灾区,就不算灾民了,往前无路,后退无门,又有官员借赈灾大发国难财,对灾民们雪上加霜。

选择——国与家
根据余华小说改编的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也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但是这部电影的背景比较虚,观众的注意力被福贵一家的命运所吸引,人物在国共内战、镇反运动、大炼钢铁等比较虚幻的背景中挣扎求生。我们被感动而思考。然而《一九四二》牵出的两条主线:老东家范殿元带着长工瞎鹿两家人逃荒要饭,从河南到陕西,最后几乎都死光卖光;另一条线是国民政府在艰苦抗战中,不断争论河南的灾情到底有多重。影片精彩之处就是把国和家这两个关系很密切的元素放到了一个你死我活的境地。无法选择,也只能选择舍家报国。就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于震)免去河南省征集军粮时对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说的:“你也要答应我两件事,一是说服日本人不要进攻河南,二是说服委员长让我们撤出河南战区。”保家卫国,必须要翻过来变成卫国保家。但是在那样一种饥荒遍野的惨状下,家还能保吗?

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讲1942年河南的饥荒,要放到整个世界的大环境下,才能说得清楚,但怎么描述这个大环境呢?刘震云用了一句话,几个事件一排比,特别是把丘吉尔感冒和其它几个放一起,荒谬讽刺的意味就出来了,领导人的小感冒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地位同等。你一个小小的河南发生旱灾,3000万人吃不上饭,也赶不上人家一个喷嚏。另外两件也不是闲笔,你河南三千万人吃不上饭,是被动的,是动物性的本能饥饿,人家甘地绝食是主动的,为了更高的理想追求,是精神上的,是触及灵魂的。但是这两种不同外化出来,都是饥饿。甘地想吃随时可以吃,灾民是想吃也吃不上,哪种更严重?不可否认甘地有信仰,可能灾民们没有,在饥饿面前,他们不是平等的,三千万人饥饿的呐喊也不上一个人,不能不说是种悲哀。说宋美龄访美,其实不是在说宋美玲,而是她代表的国民政府或者蒋介石对灾民的态度,那就是不在乎,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每一件都关系民族国家政党生死存亡,相比之下,3000万河南灾民,饿死三百万,也只是十分之一,相对于四万万百姓,更是少的不值得关心。

苍天在上,民族危亡,日寇入侵,委员长很忙。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家境殷实的老东家范殿元(张国立)家里被饥民所抢,儿子被杀。为了避灾,他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他生病的母亲,怀孕的儿媳妇(李倩),正在读书的女儿星星(王子文),赶车的是光棍栓柱(张默)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在路上,他遇到了长工瞎鹿(冯远征)和娘(张少华),瞎鹿的老婆花枝(徐帆)和一双儿女。两家人结伴而行,一路向西。漫漫逃荒路,上千万饥民大逃荒。一户东家、一户佃户,走着走着人就死了,走着走着人就没了。

《一九四二》影评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人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日本鬼子的飞机还在头上狂轰滥炸。流民如蝼蚁、如草芥、如浮萍,自生自灭,最后竟然发生狗吃人,人相食的千古悲剧。

开始的时候,其他人是逃荒,但老东家一家是躲灾,以为一两个月就能回来。与此同时,重庆的政府不是不知道河南的灾情,但就像开始说的,他们有重要的事,就像张道藩说的:"从民族的角度,只有彻底打败日本人,百姓才能丰衣足食"。他们是什么时候都不怕牺牲民众的,虽有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那水可是全国百姓,几百万受灾百姓,又能掀起多大风浪呢,是万万不能覆舟的。但最后,你最不重视的,给了你致命一击。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的话更直接:"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这种思想的流毒到今天还在,网上动辄有人叫嚣:"核平***,要地不要人。"殊不知有百姓在,才是国土,没有人了,都是荒地。

影片把这幅千里流民图中众多的人物刻画得都很努力。委员长在努力抗战,军队在努力打仗,省主席也在努力呼吁救灾,神父在努力传教,日本鬼子在努力杀人,连一个伙夫都在努力地充当战时临时法庭的法官。唯独只有灾民只能努力地向西再向西,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活下来。最后却要一个外国记者白修德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报道,才让委员长相信的确发生了大规模的灾荒。小荒诞累计成大荒诞,300万人就这样死在逃荒的路上。

就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故事上演了。主要人物是两家人,老东家一家,瞎鹿一家。老东家一家是地主,存的有钱粮,可以说全村剩下的粮食都存在他家了。他们本不必逃荒。影片里用少东家想占瞎鹿老婆花枝的便宜来表现这一点,饱暖思淫欲,所以老东家家里不缺粮。但是,大灾之下,没人可以独善其身,饥饿让人变鬼,灾民变流民,流民变强盗。老东家树大招风,引来了强盗吃大户。强盗孙刺猬也是农民佃户出身,还受过老东家救命之恩,但在大灾之下,当吃成了头等大事,社会运行的规则统统作废,恩义恩怨都不及一口吃的,这场吃大户,让少东家身死,老东家一把火把强盗和家财烧了,而瞎鹿只敢在少东家身死之际,才吐口他知道少东家占了花枝的便宜,并且抢走了少东家身下染血的一袋小米。这些情节无一不印证着吴思的《血酬定律》,那袋染血的小米,就是明晃晃的血酬。人吃和吃人,人性和兽性,转换的如此自然方便,没有任何思想和行动上的挣扎,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或者说人类。

命题——民族与民众
电影探讨了一个莫大的命题:民族和国家与普罗大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尤其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千百万饥民的生死还有人过问吗?这好像是一个无解的谜,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饥民们自生自灭,所以留下了这一段本来不应该让大家知道的历史,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历史太多太多。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是这样描述的: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不是没有人关心灾民,传教的牧师安西满就带来了洛阳天主教会的一句话:"这灾呀,来得不是时候,但对于传教,却正是时候。" 我们知道训狗依靠的是巴普洛夫条件反射,你教它动作,做对了,给口吃的,做错了,小试惩戒,久而久之,狗就训成了。训人又何尝不是,这口吃的,关系到你能不能活下去,这时候人的灵魂要向所有的生理反应屈膝,最为脆弱而无所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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